三言堂

中国离摄影大国有多远？（二）

Thu, 25 February 2010 09:31:45 +0800

中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迷失了文化方向。中国对文化的发展缺少前瞻和战略意识，文化商业化和庸俗化正在侵蚀着民族的肌体和灵魂。贪官在这种文化中滋生，造假在这种文化中当道，诚信在这种文化中挣扎。我们的现行文化充斥着太多的功利，我们的文化事业流失了应有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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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的学校与展览馆隔街相望，而ICP的办公区则座落在与展览馆相邻的办公楼中。这座楼曾是柯达公司在在纽约的办公楼，现在ICP的办公室占据了这座办公楼中的两至三层。大楼的保安制度非常严格，保安人员不但要对来访客人的身份证件进行扫描登记，而且要求受访人亲自到大厅接入访客。

从ICP展览部的会议室可以看到纽约商业区的街景，南面可以远眺帝国大厦，东面可以看到曼哈顿中城比肩而立的商业楼。ICP展览部的办公室却绝对不能用豪华来形容，但在那些用书架隔开的任何一个小格子里，都有可能坐着世界最著名的摄影师或策展人。

ICP展览部办公室的一角。展览部的办公室被书架们隔成了若干间小格子，小格子中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画册和文件。与许多彰显奢华的办公室相比，这里更显得简单、实用和温馨。

ICP展览部的会议室朝南的窗景，带有尖顶的建筑是帝国大厦。

ICP的生存和发展也得益于美国的税务政策。美国的税务政策对美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杠杆作用。美国的的税务政策鼓励企业或个人对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机构等非营利组织进行捐赠。企业或个人对非营利组织的捐赠可减免一定数额的税款。美国的税务政策不但鼓励善人做善事，也鼓励奸商做善事。很多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文化会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一些始于为个人省税而做善事的美国人最终变成了真正的慈善家。ICP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源于捐赠。

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ICP的账目是公开透明的。它的账目不但要向政府申报，也要向会员和捐赠人公开。ICP的账目公开通常会准确到美元的个位数。财务总监有义务在ICP的年会上向它的成员汇报收支情况。譬如：1986年ICP的年报目录上就记载着财务总监Arthur Kiriacon的年度财务报告。他首先汇报1986年有两方面都达到了1979年以来的新高。一是开支比前一年多了近80万美元，增加了33％。是近13年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而另一方面，ICP的收入也达到新高，得到了十分健康的增长。然后他解释了开支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

美国人重视收藏是现阶段的中国人无法相比的。美国《摄影界新闻》PDN杂志在2010年2月报道了美国著名电脑生产商戴尔公司的总裁以巨资收藏照片的消息。Michael Dell通过他名下的MSD基金收藏了玛格南图片社103位摄影师的185,000幅原始的发稿照片。这批照片已于2009年12月从纽约的玛格南图片社运送到得克萨斯州州立大学奥斯丁分院图书馆的兰塞姆中心。戴尔收藏这些照片的具体金额至今尚未公布，但从他为这些照片购买了1亿美金保险来看，应该是一个不菲的数字。尽管如此，玛格南图片社依然保有这些图像的版权和销售权。

比这创纪录数字更令人惊叹的，是美国人对人文、历史研究的重视。这批照片是玛格南图片社1930年代到1990年代诸多著名摄影师所拍摄的发稿照片，其中包括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雷蒙·德帕尔东（Raymond Depardon），约瑟夫·考德尔卡（Josef Koudelka），布鲁斯·戴维森（Bruce Davidson），勒内·布里（Rene Burri）等人的作品。这些经典图像从毕加索到玛丽莲·梦露，从西纳特拉到甘地，从卡斯特罗到年轻时代的伊丽莎白女王。他们与国际上重要的政治和冲突事件如诺曼底登陆，西班牙内战，印度独立，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国的民权运动等共处一堂。这些照片曾在各种不同的报刊杂志中传送使用，曾被授权作为单幅图像或图片故事刊载。照片背后的标签和标号记载着这些照片被媒体刊用和在报刊间传送的历史，有些照片的背面还有摄影师、暗房技师或档案管理员的手迹。

促成这个交易的玛格南图片社总裁马克·卢贝尔说，这些照片承载着一段令人惊叹的历史。MSD基金会的联合管理人约翰·费伦说："我们马上意识到这是收藏这些世界最优秀的纪实摄影师所拍摄的非同寻常照片的特殊机会。这些收藏品中的图像，是只有玛格南摄影师才能够抓住的20世纪的事件和精神。" MSD基金会的联合管理人赫伦·富尔曼补充说："玛格南的这批照片是一笔对美国和世界历史无法替代的财富。现有技术，包括数码图像已使摄影世界发生了变化，这样的照片将不复再生。"

勒内·布里（Rene Burri）1963年所拍摄的切·格瓦拉的发稿照片的正反两面。

美国人重视资源共享的概念更是现在的中国人所无法相比的。MSD虽然是这批照片的拥有者，但他们并没有简单地把这些照片视为可以囤积聚财的投资。他们把这批照片交由奥斯丁大学的兰塞姆中心保管。兰塞姆中心的主任汤姆斯·斯特利说："这是摄影史上一笔非同寻常的财富，它把一批最优秀的专业纪实摄影师超过半个世纪对媒体的贡献集合到一起。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使学者和学生使用这些非凡的资料。"

资源共享是很多美国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共识。ICP两年以前就开始为他们所收藏的作品建立一个在网上就能搜索查阅的数据库，他们希望将来能令学生和学者更好地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源。与中国很多资料中心的垄断性高额收费不同，美国的图书馆通常把服务放在第一位。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复印资料的收费，有时只相当于复印纸钱。

中国离摄影大国有多远？

中国离摄影大国有多远?

Sun, 21 February 2010 10:12:24 +0800

ICP是一个民间摄影组织，36年前它只是康奈尔·卡帕的一个梦想。而今天ICP的摄影收藏已经超过10万件。其中不但囊括了世界著名摄影大师的作品，甚至有若干大师的全部底片和印片。当我有幸亲手触摸这些大师们的原作，当我站在上万件大师的作品当中，我感到的不仅是震撼，更是汗颜。与这个1974年才建立的民间摄影团体相比，我们国家级的博物馆，美术馆和协会，是否有心思关注中国摄影历史的收藏？当ICP的民间摄影奖项已成为国际性的重要荣誉，而我们国家级的文化奖项却正在沦为国家级的笑柄。

近年中国每年会有十几个国际摄影节，在中国会看到满大街的名牌相机和长枪短炮，会看到无数个从农民大款到部长将军的摄影展览，中国似乎成了世界上最牛x的摄影大国。

2009年岁末，我与竹友周邓燕，有幸在ICP摄影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的陪同下参观了ICP的展览馆、学校、图书馆和摄影作品收藏库。并与ICP的总裁维利斯·哈茨霍恩和教育部主任菲利普·布洛克进行了简短而友好的交谈。

ICP教育部主任菲利普·布洛克，展览部主任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与石志民在布洛克的办室交谈。（2009年12月）

ICP全称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即传说中的国际摄影中心。国际摄影中心1974年在前玛格南图片社的社长康奈尔·卡帕的倡导和努力下成立。ICP在过去30多年中举办了逾500个展览，向人们展示了超过3000名摄影师的作品。ICP的展览馆地处纽约市中心，与纽约时代广场仅一街之遥。ICP的展览馆环境一流，展览水平上乘。ICP已成为世界摄影人的重要殿堂，ICP的展览馆已经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摄影博物馆。

中国离摄影大国有多远？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向来访的客人周邓燕介绍ICP的图书馆。（2009年12月）

ICP的图书馆或许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摄影方面藏书的图书馆。ICP的学生只要出示他们的学生证就可以借阅图书。在很多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中，你有时甚至可以看到珍本和善本。这些书不可外借，但允许在图书馆内阅读。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向石志民介绍ICP图书馆中所收藏的部分摄影师档案资料。（2009/12）

ICP图书馆中所收藏的部分摄影师档案资料。（2009/12)

ICP图书馆中所收藏的部分摄影师音像资料。(2009/12)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向来客介绍ICP的图书馆所收藏的黑尔蒙特·牛顿的画册。(2009/12)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在ICP的作品收藏库中介绍ICP的收藏。这个收藏库是ICP两个收藏库中的一个。(2009/12)

ICP的作品收藏库中收藏有罗伯特·卡帕全部作品底片的印相册。(2009/12)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在ICP的作品收藏库中展示罗伯特·卡帕作品底片的印相册。(2009/12)

ICP的作品收藏库中所收藏的罗伯特·卡帕的底片及其它资料。(2009/12)

ICP的作品收藏库中也收藏了美国著名摄影师维加的全部作品、底片和印相片。(2009/12)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在ICP的作品收藏库展示美国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作品。(2009/12)

ICP的作品收藏库中卡帕的作品。(2009/12)

ICP的学生和相关学者，可以向ICP的档案馆提出调阅某摄影师作品或印相片的申请。他们的申请如果得到批准，他们可以在档案馆的阅览室内近距离接触这些摄影大师们的原片。这些照片都装在无酸保护袋中。

附：中英文人名对照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康奈尔·卡帕（Cornell Capa）；

维利斯·哈茨霍恩（Willis Hartshorn）；菲利普·布洛克（Phillip Block）；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维加（Weegee）

风雨十年——回忆与沙飞同志共同战斗的日子（最后篇章） ——石少华

Tue, 09 February 2010 16:33:28 +0800

家父石少华并未能如愿写完此篇文章，他带着永远的遗憾而停笔。

这不仅仅是他的遗憾。他在文章的开头写到："今天我凭借这支笨拙的笔写出历史的本来，写出我们共同承受或分享过的失败与成功、痛苦与欢乐。这并不仅仅是寄托个人的思念，也是为了把历史的真实留给后人。"

愿时光能够倒流......

大部队陆续入城时，许多老百姓主动到城门口去迎接，我和王清江在部队派来的警卫人员的配合下，拍下了许多感人的场面。没能撤走的伪军和警察全部缴了械，被我军集中到东山坡的原日本兵营。整个张家口很快便恢复了平静。街上不时走过一队队佩带红色袖标的八路军士兵，维持秩序，检查军纪。

叶全林（左一），沙飞（左二），吴印咸（左三），石少华（左四）在张家口晋察冀画报社门口合影。（1946年3月）顾棣摄影

鉴于这种情况，我当天就给沙飞拍了一份电报，请他速派十几个同志先期赶来张家口，以便尽快接收印刷物资。

郭天民司令员看到解放张家口的照片以后，专门让我到他的办公室，谈了谈晋察冀画报社的工作、需要和今后的打算。他非常希望我们的画报能够尽快在张家口继续出版。大约是在张家口解放的第三天，张副主任用车把我接到张家口最繁华大街的一座二层楼房前，问我能否以这座楼房作为画报社的办公地点。他见我没有答话，连忙又说："旁边那座三层的楼房地基很结实，大概可以安排你们的印刷厂，后边还有一大排房子，以后可以当作宿舍。怎么样，我还不算小气吧?"

"当然不算小气"，我忍不住笑了，"不过光有房子我可印不出画报啊?"

"呵!你这胃口可真不小啊!"张副主任也笑了，"实话告诉你吧，郭司令员早有交待，张家口的敌伪物资任你挑，只要画报社用得着，保证优先调拨。"他说。他又把我拉上车，带我去看那些他已经替我们"相中"的器材。

赵烈遗像

张家口作为日伪的蒙疆自治区首府，日军在这里的物资积存很丰富，印刷器材也是如此。其中还有两部印刷钞票的高级印刷机，这种机器印刷画报是极好的了。另外还有几部胶印机、制版机等设备和高级纸张等等。这段时间，刘克已、小田一直陪同他们到处物色画报社所需的设备。张副主任见我对那些设备爱不释手，立刻找来几个战士，告诉我说："你放心，我派专人负责看管，保证出不了差错。"

张副主任是位热情而又细心的同志。他问我："你看还缺少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办理。"我思考一下说："现在印刷画报的条件已基本解决了，但画报的文字说明，需要铅字排版设备，摄影用的暗房设备，如放大机、放大纸等等都需要，印画报的高级纸张多多益善。"

张副主任说："这好办，我去过日军司令部和日军特务机关，那里有这些东西，蒙藏日报社也有这些物资。"

我说："蒙藏日报的设备最好完整地留给《晋察冀日报》为好，邓拓同志也需要这批物资，我们就去日军司令部和日军特务机关找好了。"张副主任微笑地点点头，随即吩咐随同的李参谋说："你和画报社的两位同志一起去办理此事，多多益善。物品找到之后，可立即用汽车运到印厂大楼集中，并派一个班把两座楼房和宿舍看守好，待画报大队人马到达，全部清点完毕之后，部队即撤回。"他又交待说："要叮嘱战士们，楼房内的家具用品，一针一线都不准动用。"

李参谋立正行了敬礼说："我明白了。"随即和刘克已、小田并带了两位战士，乘车出发了。

沙飞（左一），王辉（沙飞夫人，左二），石少华（左三），张致萍（左四），李建新（左五）在沙飞与王辉分别8年后再次重逢时在晋察冀画报社合影。顾棣摄影

回去的路上，我们又看了看原来日本人开设的一座剧场，我立刻想到抗敌剧社。我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张副主任便重重地拍了我一把，高兴地说："对啊!咱们自己的剧社，是该有个像样儿的地方!我将把你的意见向郭司令员请示报告，如果同意，这剧场就先请你代管，由你负责移交给他们就是了。"

张副主任为人爽快，办起事情来也利索得很。当天晚上，他就兴冲冲地为我送来了司令部的批件。从此以后，我们晋察冀画报社和抗敌剧社便正式在张家口落了脚。张副主任还带来两副从日军仓库里缴获的马鞍子："郭司令员要我发给你两副皮马鞍子，一副你自己用，另一副给你的警卫员，这是缴获日军的纪念品，你们东奔西走用得着它。"

我谢过张副主任，请他转达对郭司令员谢意后说："沙飞同志很快就要到张家口了，他身体不好，又是个闲不住的人，我看这马鞍子还是先送给他，就算我借花献佛吧。"

张副主任热切地握住我的手说："都怪我，都怪我，怎么连沙飞同志都忘记了!这样吧，郭司令员送给你的，你还是收下为妥，这是他的心意，心意不宜不接受，对吗?另外，我把沙飞同志马上要到的情况向郭司令员汇报一下，让他再送给沙飞两副就是了。"

1944年11月画报社部分同志在阜平洞子沟村合影。从左至右为梁国才、高华亭、杨国治、裴植、顾棣、牛宝玉、石少华、李途、李勇（爆破英雄）、杨瑞生、沙飞、张一川

第二天，张副主任派人送来两副马鞍子，要我替郭司令员转送给沙飞。

我军收复张家口以后，驻在张北地区的苏联红军便很快同我们取得了联系。一天，军区安排易耀彩参谋长与苏军指挥官会见，我也参加了，并且拍了一些照片。苏军按照上级的指示，不再从张北向南前进，近期内就准备撤军。他们热情地祝贺我军收复张家口，同时也感谢我们营救了他们的侦察员。易参谋长与苏军指挥官互相通报了情况，当我们得知苏军由于交通不便致使供应困难时，易参谋长立刻让我军后勤部门作出安排，设法帮助他们解决所需的粮食、肉类和蔬菜等。

这次会见刚一结束，司令部又派人通知我们去开会。当时，第一军分区奉命改为冀察军区，通盘负责张家口以及周围地区的工作。原蒙疆自治政府和日军司令部的办公楼都已经成为新政权的办公地点，军区司令部暂时设在这里。

我随易参谋长赶到司令部的时候，军区所属各团的团长、政委和几位军区领导都已聚集在会议室里。进驻张家口时，各团是分几路攻击的，所以此时相见。大家都很兴奋。

郭天民司令员简单总结了一下这次行动，传达了中央和晋察冀军区首长的嘉奖。接着他突然话题一转，就个别部队的纪律松懈和自满情绪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要求各团指挥员时刻抓紧政治思想工作，教育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如有违犯者立即严肃处理。郭司令员还告诉大家：张家口虽然已经解放，但是蒋介石每天都在向平、津地区调兵，傅作义部队也在我们西面集结了大批军队。因此，任何麻痹大意、居功自傲的情绪，都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

听了郭司令员的话，会场里鸦雀无声。大家都从胜利的喜悦中清醒下来，认真地考虑着下一步的工作。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已决定迁到张家口，届时冀察军区将迁往宣化；郭天民同志要求各部队负责好交接的准备工作，并进一步加强稳定张家口的局面，以实际行动迎接军区和边区政府。

会后，我让王清江同志去协助刘克已等同志将已选定的器材集中运到未来的印刷厂大楼，以便及时安装，尽快出版解放张家口的专辑画刊。

不久，张一川、赵启贤同志带领一批技术骨干赶到张家口，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又过了两天，接到沙飞同志的来电，他正率领晋察冀画报社的同志们，日内启程到张家口。我们算了一下路程，他们明天傍晚即可到达。（全文完）

石少华与沙飞在神仙山脚下（1944）

编者注：石少华同志的回忆录。写到这里即告结束。由于身体等原因，他未再继续写下去，留下永远的遗憾。

风雨十年——回忆与沙飞同志共同战斗的日子（14－1） ——石少华

Thu, 04 February 2010 22:50:47 +0800

十四

1945年初，苏联红军和美、英联军分路攻入德国本土，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已告胜利。这大大鼓舞了亚洲战场的反法西斯军民。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开始反攻。

1945年5月5日晋察冀边区各界庆祝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石少华摄影

在这段时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派高帆同志来晋察冀画报社学习经验，沙飞派高粮陪他到前线工作。画报社的其他同志则作好了充分准备，以便随时可以跟随反攻大军去拍摄新的战斗场面。

1945年8月14日中午，我和章文龙同志到阜平郊区采访，突然听见爆竹声四起。接着王清江兴冲冲地跑进来说："日本无条件投降啦!"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顾不上吃饭，立刻飞马赶回画报社。

这时，沙飞刚刚接到军区的电话：我军正向张家口挺进，军区要我立刻赶上部队，去拍摄解放张家口的场面。沙飞还嘱咐我一定尽快征得进驻部队的支持，迅速接管张家口适合印刷画报的印刷厂及有关设备。

为了便于行动，我只带了王清江、刘克已和小田三人，准备待张家口解放以后，再酌情电告沙飞，由他率大队人马前去汇合。我们在黎明时分出发，经过涞源县城，穿过蔚县平川，一直马不停蹄地走了两天一夜，才赶上了第一军分区的队伍。第一军分区是在原独立一师的基础上组建的，主力团比晋察冀其他各分区都多。杨成武同志曾担任一分区司令员，调任冀中军区司令员以后，一分区司令员的职务则由郭天民同志接替。

我们追上部队时，太阳已经偏西，恰好赶上部队的殿后队伍。一分区一团三营的一位连指导员张喜同志看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介绍信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了一些主要情况，建议我们趁部队宿营时去前线指挥部与军分区参谋长易耀彩同志联系。张指导员和他的战士们知道我们是画报社的记者，都像见了老熟人一样地亲热，向我们问长问短，这使我们又一次亲身感受到晋察冀画报在基层的广泛影响，也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重任。

天黑以后，部队抵达一座颇大的城堡。据侦察员说，这里是张家口西南外围的一个大据点，原来驻有日军的一个中队和伪军的一个团，大概是担心遭到八路军的包围，前天才撤回张家口去了。为了早一点了解情况，我们没顾上休息，立刻告别了一团的同志们，去前线指挥部面见易耀彩参谋长。

易参谋长听说我们的任务之后非常高兴，答应为我们提供一切方便。从他那里，我们也更全面地了解到张家口方面的敌情和我军的行动计划。当时，张家口是日伪蒙疆自治政府的首府，驻有不少日军。我一分区由易参谋长率两个团直逼张家口的西南方向，目前已有一个营的先头部队，到达张家口西门外五华里处；另外郭天民司令员指挥的其他几个团，正在向张家口东南方向迂回，以便迅速占领张家口东山坡的飞机场、兵营和南面的火车站。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也从北面直插过来，现驻扎在距张家口六十华里的张北地区。

我军已命令张家口城内敌军无条件投降，否则就将发动进攻，武力解放张家口。但是到目前为止，城内敌军仍在拖延时间，未作答复。而此时蒋介石也在美国的帮助下，向北平、天津一带空运、海运了大批部队，意欲抢夺胜利果实。敌军的拖延显然与这一形势有关。为此，一分区陈副司令员已率领一支部队到达平西、南口附近，配合这次收复张家口的行动。

易参谋长还将负责接管张家口日、伪物资的张副主任介绍给我，要他优先为我们画报社解决所需的器材设备，和画报社的社址。易参谋长说话时，这位张副主任始终笑而不答，我觉得奇怪，又觉得此人面熟，最后他提到我1943年春天去一分区采访的事，我才猛地想起，他正是当时负责接待我的那位管理处长!这次意外相见，大家都很高兴。易参谋长开玩笑说："既然是老朋友，你们画报社的事就包在他身上了。"

张家口已经完全被我军包围，但是究竟是和平受降还是武力解放，眼下还并不明朗。因此我军作好了一切准备，如果敌人继续拖延，则以易参谋长指挥的两个团为主攻部队，一举拿下这座城市。为了拍下解放张家口的珍贵镜头，我决定留在这支部队，与大家共同战斗。易参谋长同意了我的打算。

八路军向张家口突进（1945）石少华摄影

第二天一早，易参谋长派警卫员来告诉我：我军先头部队昨晚在张家口城外营救了一位苏联红军的空降侦察员，如果我愿意，可以去见见他。我立刻带上王清江，随易参谋长的警卫员前去采访。

那是个二十来岁的俄罗斯小伙子，据翻译说：他们一行三人，其他两个战士降落在日伪地区，现在情况不明；只有他一个恰巧被我军营救，送到了指挥部。他们的任务是侦察这一带的地形和敌情。我们通过翻译谈了一会儿，那个苏联士兵突然看到了我的照相机，便提出要拍张照片留念。我同意后，他显得很激动，又要求王清江把别在腰里的那支"盒子炮"手枪借给他照相用。我们一一满足了他的要求。他高兴得一再道谢。一晃已是四十五年，如果那位红军战士依然健在，想来怕是也该抱上孙子了。如果他还记得自己在中国北方的乡野之间留下过那幅照片，回忆那次敌后侦察的经历时，会怀着一种怎么的心情呢?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从大境门进入张家口市石少华摄影

又过了一天，敌人仍未作出无条件投降的答复。于是，我军决定立刻向城内推进，如果敌人胆敢顽抗，就用武力予以消灭。我随主攻部队冲进悬挂着"大好河山"横匾的西门，没有遇到抵抗。在大军压顶之下，日军奉紧急命令仓促向北平溃逃。我们又冲向火车站，站内堆积着无数行李辎重，这说明敌人逃得十分狼狈。不久传来消息：从东路进城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飞机场和日军营地，张家口宣告解放。（未完待续）

风雨十年——回忆与沙飞同志共同战斗的日子（13－1） ——石少华

Thu, 28 January 2010 18:02:40 +0800

我和两位武工队员正行走在铁路上，恰遇到一列火车开来，躲是躲不及了，我们干脆若无其事地站在铁路边。没想到那竟是一列满载着日军的军车。陪同我的武工队员机警地向车上的日本人招了招手，日本兵也傻乎乎地冲着下面招手。他们当然想不到堂而皇之地"迎接"他们的会是几个八路军。我趁这难得的机会，迅速拍下了两张照片。

十三

冬天的白洋淀，是一片洁白的冰雪世界。一眼望去，浩瀚的湖水已结成一面银光闪耀、坦荡无垠的镜子，映衬着蓝天白云和一丛丛隔年的苇叶。万籁俱寂，唯有我们的脚踩在冰面上，从湖底传出"咚咚"的回声。谁能想到，在那冰雪的深处，蕴藏着多少反抗的种子，在那苇叶的背后埋伏着多少游击队战士呢?

在一片茂密的苇叶旁边，冰层被挖开一道两米多宽的沟。这道沟曲曲折折、层层深入，不知底细的人，是很难绕过它进入苇丛的。几个游击队员在这里迎候着我们，据他们说，用这样的沟来阻止敌人的坦克和骑兵，是非常有效的。我们跟在他们身后，像走人八卦阵一样地左绕右绕，才算越过这巧妙的障碍，真正进入了游击队的世界。又往前走了十多里，终于来到水上游击队的指挥部。

我到白洋淀来过多次，在游击队里有不少熟人。但是现在的水上游击队已是今非昔比，力量壮大了，编制扩大为大队，下设三个中队，装备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游击队员们还给我介绍了他们专为冬季战斗准备的冰撬和冰车，并且自豪地称之为"冰上土坦克"。这一次我在白洋淀停留了一个多星期，拍了白洋淀冬景的照片。后来取道九分区返回冀中军区司令部时，让九分区摄影组的同志将胶片冲洗、放大。

雁翎队的“冰上土坦克”（1944）石少华摄影

好久没有见到沙飞了，回到军区驻地以后，我想先到董越千那里交代一下工作后，就立即到画报社去看他。没想到当我推开董越千同志办公室的房门时，沙飞正坐在里面!

"福大命大，福大命大!"他一边说一边紧紧握住我的手。"听说日本人一直在注意你们的行踪，可把我们急坏了，没想到你们钻入地道，硬是没能把你们挖出来!"他说完便是一阵开怀大笑。

"不是我命大"，我笑着说。"是冀中的地道太好了，而且还有那么多民兵和部队。"

"是啊，要不是现在腿脚不方便，我真想去冀中好好看看。"

这时董越千夫妇也迎了出来。"沙飞说是来看我，其实今天是专程来接你的"，董越千同志说。"晚上就不要走了，尝尝我妻子的手艺。"

吃饭的时候，沙飞便迫不及待地翻阅我带回的照片，一张一张地反复看着。这一段时间由于冻伤初愈，沙飞没能像以前一样到前线去拍照片，我很理解他的心情。再说沙飞素来有一种敏锐的艺术鉴赏力，他对摄影作品的点评，往往给人很大的启发。因此我不想打扰他，由他去细细地翻看。

"你自己没机会拍照，着急了吧?"董越千同志在一旁拿他打趣。

沙飞好像没有在意，转而对我说："你五下白洋淀，又钻了那么多地道。但是能拍回这些照片，所有的艰难困苦都值得了。"他认真地挑出一张我为杜伦在地道中抢拍的照片，后来又对在白洋淀拍摄的一组照片，从用光、构图、层次和人物神态等各方面评论起来。

在受伤之前，沙飞从来都是抓住一切机会，亲临战场进行拍摄和采访的。不必说他在抗战初期拍下的那些著名作品，就是担任了画报社的领导工作以后，他也经常深入基层和前线。像高粮等同志，就是首先由他在战场上结识，后来才调到我们的摄影训练队受训的。高粮当时已担任了主力部队的营副教导员，终于在沙飞的感染下离开前线，爱上了摄影事业，并逐渐成为摄影队伍中的优秀的组织者和实践者。

沙飞在战场上不仅勇敢，而且善于敏锐地捕捉意蕴丰富的镜头。比如，他在百团大战中除去拍摄战斗场面，还拍摄了《将军与孤女》的一组照片。四十五年之后，这组照片被日本许多报刊所采用，深深打动了日本人民的心。提起到基层拍照，沙飞还有过一个令人笑破肚皮的故事：在一次战斗胜利后，他亲自跑到作战部队去拍摄庆功大会的场面。当时天色已晚，要用闪光灯才行。那时候的闪光灯非常简陋，镁光粉被点燃的瞬间"嚓"然有声，周围突然一亮，接着便烟气弥漫。这种场面是当时的农村老百姓从未见过的。结果，沙飞刚拍了一张照片，便有一位民兵以为是敌人搞破坏，立刻高喊"抓特务"，其他人也跟着喊起来。沙飞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眼看民兵和群众向自己冲来，一着急竟背起相机就跑。他知道，只靠自己的一张嘴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把照相机保护好。可惜他一个人势单力薄，终于被人们追到一条道沟里抓住。就在这时，部队的保卫干事也赶到了，他一见是沙飞，连忙大喊："快放手，这是军区的沙科长!"后来沙飞曾对画报社的同志谈及此事，一阵大笑，并嘱咐大家每到一处都要做好群众工作，免得由于意外事故而误事。

沙飞仔细地看过我在白洋淀拍摄的照片后，请董越千同志将它们转交美军观察组，然后便和我一起辞别了。

我们回到画报社时，沙飞已经将第六期摄影训练队的准备工作安排完毕，只等各单位的学员来报到了。第五期的学员毕业后，画报社的来稿明显增加，照片质量也有所提高，因此大家对开办训练队更有信心了。最近延安总部、重庆办事处以及敌占区的城工部都来电要求增加《晋察冀画报》的订数，同志们都大受鼓舞。我们还准备在画报上增添国际照片的栏目，稿件则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美军观察组提供。

我同沙飞一起结束了第六期摄影训练队的工作以后，不久便接到了新的任务：延安要求我们拍摄一些天津近郊，特别是渤海地区的照片，反映我抗日军民在那里的活动。由于沙飞脚不方便，最后决定还是由我去完成任务。当时王清江刚好回家探亲，所以沙飞亲自从印刷厂挑选了纪志成同志担任我的警卫员，同时还让赵银德和白连生天天教他枪法和警卫员条例，以备万一。

就这样，我又一次和沙飞分别，与纪志成一起第六次进入白洋淀。当时，冀中军区正在白洋淀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黄树才副政委知道我的来意以后，便把我介绍给前来参加会议的津南支队的政委，让他为我作出安排，暗中又一次嘱咐他确保此行的安全。津南支队有三个营的兵力和几支精干的武工队，津浦铁路以南、天津以西的一大片地区，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由于他们的大力协助，这一次我甚至到津浦铁路上拍照了，还同附近的民工谈了话。最有趣的是，我和两位武工队员正行走在铁路上，恰遇到一列火车开来，躲是躲不及了，我们干脆若无其事地站在铁路边。没想到那竟是一列满载着日军的军车。陪同我的武工队员机警地向车上的日本人招了招手，日本兵也傻乎乎地冲着下面招手。他们当然想不到堂而皇之地"迎接"他们的会是几个八路军。我趁这难得的机会，迅速拍下了两张照片。

八路军武工队活动在京浦铁路沿线（1945）石少华摄影

在这次采访的最后几天，津南支队的保卫处长又带来一个步枪连陪我去渤海边拍照。我们的部队在距离天津很近的地方来去自如，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同时也更深刻地体会到延安总部要求我们拍摄这些照片的意义。

文南洼附近有条河，直通白洋淀。为了节省时间，津南支队保护我乘船返回。沿河有几座伪军的岗楼，要检查过往船只，但我们以武力强行通过时，敌人也只是放了一阵枪，却不敢出来追赶。看样子，经过这些年的较量，敌人的失败已成定局，连他们自己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结果。

回到白洋淀时，见到了流萤同志。原来，冀中境内的敌人据点已基本拔除，为了向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区发展根据地，冀中军区机关全部迁到了白洋淀。我同流萤与黄树才同志彻夜长谈，交换了许多意见，而流萤竟又看上了随我前来的纪志成，要我把他留下来，支持冀中筹备出版画报的工作。因为纪志成同志在画报社印刷厂工作多年，对印刷、制版已有了较多的经验。

"好啊"，我故意开玩笑说，"你连我的警卫员也不放过，真是雁过拔毛啊!"

流萤连忙解释说，王清江已经探家回来，现正住在冀中军区，可以接替纪志成的工作，而冀中筹办画报又缺少得力的人手等等。

我说："好吧，容我给沙飞同志发个电报。如果他同意了，我绝无二话。沙飞同志对支援各地区开展摄影事业，是很热心和慷慨的。"

黄树才副政委立刻接过我的话："我现在就派人去拍电报，你可不能反悔。"

没别的办法，我只好拟了一份电文，发了出去。果然沙飞很快就回电，同意把纪志成留在冀中。黄树才、流萤同志高兴得一再要我向沙主任道谢。（未完待续）

转载自《摄影文史》，老摄影家协会主办

风雨十年——回忆与沙飞同志共同战斗的日子(12-2) ——石少华

Sat, 23 January 2010 14:50:26 +0800

杜伦见到那一叠清晰的显示出跑道、停机坪、指挥塔和零式战斗机的照片，简直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诙谐地说："我真后悔没有要求你们把日本驻保定空军司令官的照片也拍摄下来，如果当初我提出来，看来你们也一定能办到的。"

两天以后，我们抵达冀中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高存信同志已预先作好安排，稍事休息，便带我们去见杨成武司令员和黄树才副政委。杨司令员和黄副政委专门准备了宴会，欢迎杜伦来访。虽然赶了几天路，杜伦的情绪仍然很高。他从延安到晋察冀，从北岳山区到冀中平原，途中的所见所闻，确实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这样坚实的根据地，又把人民群众组织得这样好，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成武同志一面为客人添菜，一面风趣地介绍说："我们现在吃饭的地方，距日本人重兵把守的保定只有150华里。那里有飞机场，要是坐上飞机，敌人一眨眼功夫就能到我们这儿来讨饭吃啦。"

杜伦见我们都笑了，起初有些莫名其妙，待马振武同志作了翻译以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对保定机场的情况很感兴趣，希望能得到机场跑道、指挥塔和外景的照片。他说："这样的照片很难拍摄，但是一旦弄到，对我们太有用处了!"杨司令员微笑着说："这件事要找石少华同志了，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我们摄影工作的负责人。"我对杨司令员说："我们可以满足杜伦先生的要求，尽快派专人去设法拍照。"

杨司令员满意地点了点头，告诉杜伦先生："石少华同志既然答应了，就请你放心，他说话是算数的。今天我来作个保人，如果你拿不到照片，以后可以找我算账。"

冀中军区杨成武司令员（右一），李志民政委（后面）和杜伦上尉（第二排中间）合影（1944）石少华摄影

便宴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了，马振武同志陪杜伦去休息。杨司令员和黄副政委又把我们留下来，商量杜伦来访的有关事宜。

在冀中平原，杜伦这个高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人，够引起人们的注意了。日军情报机关早已知道美军观察组到达晋察冀的消息，正到处探听他们的行踪。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长时间的保密工作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又必须做好保密工作，所以两位首长责成高存信同志专门负责此事。

至于到保定机场拍照的问题，黄树才同志又同我商议了具体的安排。当时，美军已开始用B一29轰炸机对日军在我东北地区的军事要地发动空袭，不久也将轰炸华北的日军军事要地。如果能拍摄到保定机场的照片资料，对于盟军确实是很有价值的。另外，美军已领教了我们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作战能力，但对于我们控制敌占城市的力量尚不了解；通过拍摄保定机场的工作，对扩大我军的影响也会起到很大作用。黄副政委认为：应该尽可能把这一任务完成好，军区可以提供所需的一切配合。

我提出派第九军分区的摄影组组长袁克忠同志承担这次任务。他比较熟悉保定一带的情况，只要能得到保定郊区乡政府和武_丁队的支持和配合，一定能干得很漂亮。黄树才副政委同意了我的想法，决定立刻通知当地政府和武工队，并电令袁克忠同志火速从九军分区赶到冀中军区见我。

杜伦在冀中访问了地方政府、民兵组织、儿童团、妇救会和一些主力部队，也参观了名声在外的平原地道。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格外新鲜，每天晚上都有写不完的日记。而我们一方面陪同他到处走访，另一方面也在加紧安排袁克忠同志拍摄保定机场的工作。

大约几天之后，袁克忠同志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送来了保定机场的放大照片。经杨成武司令员审阅以后，黄副政委将照片送给了杜伦。杜伦见到那一叠清晰的显示出跑道、停机坪、指挥塔和零式战斗机的照片，简直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诙谐地说："我真后悔没有要求你们把日本驻保定空军司令官的照片也拍摄下来，如果当初我提出来，看来你们也一定能办到的。"大家听了他的话，都哈哈大笑起来。应杜伦的要求，我们又将全套照片洗印了两份，一份留给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一份送史迪威将军转交美军空军司令部。

转眼之间，杜伦已在冀中停留了半个多月。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军此时已探到了一些风声，从北平和天津派出了大批有经验的特务，千方百计地企图俘获杜伦。

杜伦在冀中要访问的最后一站是白洋淀，他很想亲自了解一下水上游击队的情况。从军区到白洋淀，途经九分区的驻地河间县。当我们在一天傍晚到达那里时，九分区的魏洪亮司令员刚好带着两个主力团出去执行紧急任务。因为最近这一带没什么敌情，而且河间县的地道非常好，所以我们决定在九分区住下来，参观一天再去白洋淀。

为了预防万一，高存信同志和我安顿好杜伦，首先去查看室内的地道口，随后去查看了岗哨。当时村子里只有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好在地道人口距我们的院子很近，每个房间附近又派出了双岗。长期在战争环境中生活的人，常常会有一种奇怪的预感，那天夜里高存信和我好像都有些不安，反复检查过一切之后，才和衣而睡。

拂晓时分，村外突然响起一阵阵枪声。高存信同志和我马上起床冲进杜伦的房间，架起他并拿上他的文件包就往地道口钻去。

刚刚钻进地道，就听见地面上的马蹄声和零乱的脚步声。显然是一支正规的日军骑兵部队。河间县的地道果然是名不虚传，我们从第一层钻到第二层，又从第二层转至第三层，尽管敌人在上面扔手榴弹、放毒气，虽然惊险万分，但仍然没奈我何。

日军在地面闹腾了整整一天，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第一层的地道里，已有我们的部分民兵和警卫战士自觉地坚守着。敌人曾多次派人钻进地道。但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以后就不敢下来了。利用在地道中的空间，我便拍摄了一张杜伦在地道里遇险的照片(见图)，这一次拍摄的照片后来历经艰险，被保存了下来。

美军观察组成员杜伦上尉在冀中平原遭到日本军队追袭，被当地老百姓藏到地道中（1944）石少华摄影

大概在下午五点钟，敌人的动静突然停止了。过了一会儿，才知道是九分区二十二团赶了回来。这时天色已是黄昏，魏洪亮司令员把大家接上去，一再表示歉意："我们准备了一万，却没料到万一，让你们受惊了，实在过意不去。"原来，这次敌人是从百里之外派了一个骑兵大队，趁我军主力外出时远道奔袭而来。幸好主力部队发现敌情后万分火急地赶到，敌人自知孤军深入，不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对手，不得不仓惶撤走。为了我们的安全，村里来不及撤进地道的个别群众吃了一些苦头。这一切都使杜伦亲身体验到许多平时只是有所闻的东西。他对此深受感动。

当天晚上，魏司令员请我们吃晚饭，也顺便为美国朋友压惊。席间，机要参谋送来一份杨成武同志的急电，电文大意是：鉴于日军已获悉美军观察组在冀中的行踪，军区同大卫·巴雷特上校商定，安排杜伦即刻返回北岳区，白洋淀的情况由石少华拍摄成照片，供给美军观察组。杜伦对不能亲赴白洋淀观察感到遗憾，但是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也就愉快地服从了军区的决定。这样，我在第二天清早告别了大家带上两个警卫人员前往白洋淀。杜伦则由其他同志陪同，平安地返回北岳山区，结束了这次历时二十来天的冀中之行。（未完待续）

转载自《摄影文史》，老摄影家协会主办

风雨十年——回忆与沙飞同志共同战斗的日子（12－1) ——石少华

Wed, 20 January 2010 17:45:34 +0800

吃过晚饭，我们又回到马车上，在武工队的护卫下向平汉铁路进发。杜伦眼看着马车走上敌人岗楼前的吊桥，不由有些紧张。我握住他的手，让马振武同志告诉他说：我们的武工队是说话算数的，他完全可以放心。马车紧贴着岗楼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岗楼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只能听见马蹄声和车轮辗在雪地上的声音。

十二

1944年以后，解放区战场开始局部反攻，华北、华中、华南解放区都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这年7月22日，以大卫·巴雷特上校为团长的美军延安观察团从重庆飞抵延安。同年秋，史迪威将军又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让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加万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同日本侵略军作战。同时，他还希望用美国租借的战略物资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18集团军，以便加强抗战力量。但是史迪威将军的建议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1944年冬天，大卫·巴雷特派出以杜伦上尉为首的美军观察组，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参见下图)。该观察组刚到不久，便要求去冀中平原。他们认为，冀中平原是重要的战略地区，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杜伦上尉准备亲自前往，其他人员则继续留在北岳区考察。

军区立即请示延安，中央同意了这一计划，由于我对冀中的情况比较熟悉，军区决定让我陪同去冀中考察。

沙飞的身体刚刚恢复，王辉又来了不久，但是接到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董越千同志的电话通知后，他立刻爽快地服从了上级的安排，承担起画报社的全部丁作。董越千夫妇都与沙飞很熟，他领导的对外联络办公室属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双重领导，兼管着整个晋察冀边区军、政两方面的外事工作。晋察冀画报社距离联络办公室的所在地大约20多里，骑上马，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到达。

董越千与沙飞年纪相仿，面孔白净，文质彬彬的，但是又让人感到非常实在。他召集我和担任翻译工作的马振武和负责保卫的同志开了个简单的会，对此行作了具体安排。

近一个时期，接连有跳伞的美军轰炸机驾驶员在冀热辽和冀中平原获救；他们回国后把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带到世界各地。而像冀中这样一个腹背受敌的大平原居然会存在着坚实的抗日根据地，对美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们似乎特别想了解冀中的情况。我们的方针是，尽可能让他们得到满足，如实了解到他们想知道的一切。这次考察尚有一定的危险性，日军已派出大批特务侦察美军观察组的动向和行踪，而美国人的容貌又很容易暴露目标。为了保密起见，军区领导作了一些严格的规定。如，陪同人员一律不准带自己的警卫员和马匹，交通工具和保卫措施均由军区统一安排，另外任何人也不准穿军装，由联络办公室负责准备便衣。

开完会回到画报社时，已是深夜。一进门，就见沙飞仍在房间里等我。他询问有关情况，同我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取出一个布包放在我手上。我打开布包，那是一件黑色的毛衣，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中是相当稀罕的。

"你这次任务艰巨，少不了吃些苦头"。沙飞认真地说："带着路上穿吧。"

"这么好的毛衣，从哪儿弄来的?"

"和平医院的续大夫织的，本来要送给她的丈夫唐延杰同志，我向她说明了情况，她就干脆送给了我。"

我很感动，心里非常清楚，在敌人的后方，这件毛衣所包含的价值和战友之间的深情厚意。何况这次出去，免不了摸爬滚打，钻地洞，也许还会遇到意外。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件厚礼，可是望见沙飞那庄重的神情，又不忍拒绝他。

沙飞和石少华在神仙山脚下（1944）

沙飞看出了我的意思，转而一笑说："接待外国人嘛，也别穿得太寒酸了。回头我托王秉中在北平买一件。还给续大夫就是了。"

直到现在，我同那位续大夫也仍然互不相识，然而却由于沙飞的缘故，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接受了她那件珍贵的礼物--恐怕只有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才会有如此真诚的同志情谊。

两天以后，我们从军区所在地出发了，陪同前往的还有翻译马振武同志和联络办公室的李处长。军区司令部的高存信同志则先走一步，到冀中安排杜伦上尉的参观路线和参观内容。

高存信同志是著名的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先生的儿子。他早年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大学学习炮兵指挥专业，毕业后即奔赴延安。我在抗日军政大学高级政治军事研究队学习时，他担任该队的队长，曾给予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后来罗瑞卿同志率领抗大队伍转移到敌后办校时，高存信留在延安，与张学思同志共同组建了东北干部队，并担任副队长。直到1941年，他又同张学思一起率东北干部队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

我们从北岳区向平原进发时，为了不引人注意，特意轻装简从，杜伦还戴了个大口罩，以便遮住他白皙的皮肤和高挺的鼻子。

美军观察组成员杜伦上尉到晋察冀考察，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晋察冀部队将他混杂在由八路军战士组成的迎亲车队中。石少华摄影

我们骑上马走了一天，黄昏时在太行山下的一个村庄里歇下来。再往前走，就是平原敌我双方的交叉地带，情况比较复杂。为了保证杜伦的安全，第二天一早我们换乘了一辆当地老百姓迎亲用的马车。马车上蒙着拱形的布篷，透过布篷上的小窗，可以随时看见外面的情况，而外面却看不清坐在车内的人。李处长和两位便衣打扮的警卫战土跟随在马车前后，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出发不久，天空飘起了雪花，老百姓在这种天气里是不大出门的，所以一路上行人很少。杜伦对平原地区的游击战很感兴趣，通过翻译马振武向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交谈之间，不知不觉地又到了第二个宿营地。

早已守候在那里的武工队把我们接到一座院落里休息，武工队长简要地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安排。距我们宿营地大约五华里是平汉铁路，铁路两旁有日伪军的岗楼和封锁沟。为了保证我们安全通过，军区已派了一支部队埋伏在岗楼周围，万一出现意外，就将附近的几个岗楼拔掉。另外，武工队已通知岗楼上的伪军：当晚有部队过铁路，要他们撤退岗哨，不准鸣枪。这里的伪军深知武工队的厉害，一般来说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吃过晚饭，我们又回到马车上，在武工队的护卫下向平汉铁路进发。杜伦眼看着马车走上敌人岗楼前的吊桥，不由有些紧张。我握住他的手，让马振武同志告诉他说：我们的武工队是说话算数的，他完全可以放心。马车紧贴着岗楼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岗楼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只能听见马蹄声和车轮辗在雪地上的声音。不一会儿，远处又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我告诉杜伦，这是我们的警戒部队，完成任务后从路西运动到路东来了。杜伦显得十分激动，翘着大姆指说："真了不起，敌人听你们指挥了!"

其实，这是近两年才打出的局面。记得三年多以前，我们有一位摄影记者就是为了拍摄通过封锁线的照片，牺牲在平汉铁路的。现在敌人也看出败局已定，所以才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之下俯首听命了。

杜伦有些不解地问："既然八路军可以指挥岗楼里的敌人，为什么不干脆把岗楼消灭掉?"

李处长向他作了解释：平汉铁路是敌人的命根子，如果我们烧掉它的岗楼，日军一定还要拚命修复。而修岗楼的时候，遭殃的还是老百姓，白白地被逼着出木料、出民工。所以只要能控制住敌人，不让他们无所顾忌的伤害百姓，我们一般不采取极端的措施。杜伦听懂意思以后，连连点头。

美军观察组成员杜伦上尉在晋察冀（1944）石少华摄影

顺利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又走了一程，我们便同武工队同志分手告别。为了确保此行的安全，军区已命令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团在我们两侧活动，保持十余里的距离，以防不测。(未完待续)

杜伦（Dolan）档案——四访费城自然科学学会图书馆

Wed, 13 January 2010 17:39:46 +0800

杜伦研究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杜伦是抗日战争时期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成员，同时也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成员。他是是一个亲眼见证了冀中的地道战，并被八路军和老百姓以生命为代价救助过的美国人。他返回美军观察组半年之后自杀了。他这一时期的文字资料和日记似乎消失了踪迹，他在晋察冀的所见所闻甚至不为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美国学者所知。他的死因似乎隐藏着不愿为外人所知的秘密。

他的家人，美国官方对他的真正死因至今仍讳莫如深。因而，杜伦研究变得更加神秘而艰难。

寒假12月中旬就开始了，当我google到杜伦档案所在地和计划假期前往的朋友家只有一个半小时车程时，就把拜访费城自然科学学会列入了行程。

关于杜伦档案所在的网站，最早我是从一个名为"东亚历史资源"的链接中看到的，是费城的哈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age）大学教授Paul Smith的课程资源网站，里面介绍到费城自然科学学会有杜伦出使西藏的馆藏。这个学会有一个自己的网站http://www.ansp.org/library/archives/index.php，杜伦档案就在学会的图书馆里。按规定，图书馆开放查看原始档案的时间是午后，而且要预约。

2009年12月28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前往，希望可以先和馆员聊聊，了解一下档案的情况。毕竟当年杜伦是这个学会的董事之一，也是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远东地区动植物标本的主要贡献者，也许年纪大的管理员会知道他的一些事情。图书馆在二层，一层是博物馆，正在展览恐龙化石类的东西，展馆充斥着各种模拟声音和看展孩子们的尖笑。我向咨询处打听，没想到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放长假了，竟然网上都不说。第一次就扑空，连图书馆的样子都没看到，而且要等一周后。

费城自然科学学会正门。

只能先邮件预约了。很快，我收到了回复，管理员Clare附了一个详细的档案列表链接，显示这批档案有不同的开放程度，其中，1942-1943年的日记和照片部分，学会以外的读者要经过捐赠人的同意才能看。我必须写一封信给杜伦的家人，说明查看档案的目的、使用方法、查看内容明细等，由他们转交给捐赠人，获得许可后才能够查看。写作这封信的要求，就像写一个简要的研究计划。杜伦已经离世半个多世纪，后人对其资料的态度不由让我感慨的同时生出一点担忧。看来，这批资料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乱糟糟的堆在角落里，而是被很好管理着。而且，这严格的查阅限制，也许意味着某些敏感。从列表上看，里面还有杜伦遗嘱的节录，真是令人期待。

避重就轻，写了一封信发给了Clare，然而，信件发出后到长假结束，了无音讯。也许美国人把工作时间看得非常严格，放假的时候绝不碰工作。元旦一过，我又搭车来到费城。这次进入了图书馆。这才得知，尽管这里只有5个工作人员，但只有Clare负责杜伦档案。人少事多，所以上门都要事先预约。可惜的是，她请了病假，我又得再等两天。

第三次去，见到了Clare，很顺利预约了时间。但是，她也告诉我，等待捐赠人回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这也不难理解。好在其他资料是非限制的，只要预约就行了。

图书馆全景。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第四次来到图书馆。这回终于可以坐下来慢慢看了。Clare复印了我的学生证，还让填了两张表格，包括个人信息和查询内容等，建立了一个我的文件夹。也就是说，每个读者在这里都有一个记录。一会儿，她推出四个盒子，说里面是非限制查阅的所有资料，然后告知翻阅资料的注意事项：需要坐在工作人员眼皮底下翻，一次拿一盒，按顺序翻阅，带手套，只能用铅笔做笔记等。

一个下午，我翻了两个盒子，一个是杜伦离世前后的相关信件和文件，另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第一次西藏科考拍摄的照片。照片主要自然景观和动物，现在博物馆里的熊猫、牦牛等标本就是当时猎获的。据说是美国第一家。他拍摄的照片主要是为了提供研究这些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还有几张探险队的藏民向导与猎物的合影。我真正想看的当然是那些信件和文件。

这些原始信息显示：一、杜伦以科学家的身份在和学会的负责人通信，极少提及军事行动。他关注的是描述猎杀标本。但他在1945年7月2日给学会主任Charles M.B.Cadwalader的信件中，一小段提到了他在根据地的经历："去年冬天到今年早春，我与世隔绝了6个半月，经历了一段艰巨、有趣而时常令人兴奋的旅行。那些在亚洲做冬季旅行看似必不可少的装备或必需品，我都没有。但没多久，我开始欣赏骑骡旅行的好处，尽管我非常恶心那些腌猪肉，也非常厌倦白菜叶子，而这些对于这个地区的人来说是盛宴款待才有的食物。"这是档案中离他死亡时间最近的亲笔。但是，由于当时通讯条件，这封信似乎是在他自杀后才到达其家人手中。收信的学会主任随一封短信把它转给杜伦夫人的时间是1945年8月20日，学会主任的短信充满了对杜伦回国的期待："真高兴听到他的身体很好，很高兴今早从你那听说他给Hoffman（杜伦的兄弟）提到鸭沼泽。这看起来他期待不久被送回国。"这些信息给他的匆忙离世的原因又增加了不确定性。

信的复印件第1页，共3页，前面是打字机打的，第2页的倒数3行和第3页是手写。

二、从1945年10月杜伦追思会到1980年学会月刊Frontier选编其日记和照片发表，除了提到他"曾在中国敌后呆过6个月，两次差点被日本人抓住"，再没有任何资料有关其出使西藏后在中国的情况。这个内容是否从他的家信中来，其中又是否讲述更详细，不得而知。

三、一封Hoffman写给学会主任的信中节录了杜伦遗嘱的附件，是杜伦交代捐赠的细节："我捐赠给费城自然科学学会：（a）我的图书馆中有关西藏和中国的书籍，但我妻子有优先选择并保留那些她参与的，以及有复本并考虑随后转赠给非常自由图书馆的；（b）我的所有来福枪和弹药；（c）我的所有照相机，包括我所有的Contaxes和一个Rolleflex，以及所有镜头；（d）我的35mm Bell&Howell摄影机和35mm投影仪；（e）我的所有头盔。"这是档案中关于遗嘱的所有内容了，原始档案只有一种可能--被家人保留了。

至写作本文时，我没有再收到对查阅申请的任何回音。如果图书馆发给其家人的是我签字的申请信，那意味着只过去了两个工作日的时间，中间加了一个双休日。这个时间很短，但网站上的链接却发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我想把档案详细列表的链接贴在此处，当我打开链接的时候，此前非常详细、分为五大部分并只标明"1942-1943西藏探险日记、照片需查看许可"的目录被删了，改成了一句话"因其家人要求，目前不便于使用研究"。http://www.ansp.org/library/archives/coll_001-099/coll0064.xml

我希望这一切只是巧合。除非要深入研究西藏历史和西藏的影像，否则，他的日记和照片对我而言不是必看不可。不可否认，他所拍摄的1942-1943年的拉萨，也许是最早、最深入西藏腹地的影像记录，除了照片，他还拍摄了电影胶片，这些原始文献现在都在这个图书馆里，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杜伦的名字，不应该仅仅限于对自然科学考察的贡献，也不仅仅是美国第一次派往西藏的情报人员之一，他的个人经历和多重身份使得他的照片具备多层考量价值。如果要发掘其中的价值，必然也会随之浮出其中的秘密。这些秘密，被恰巧埋藏在这座宣布美国独立的历史名城。

以杜伦于1943年6月24日的一篇日记的结尾为寻找杜伦告一段落。这是出使拉萨结束后，他们沿藏北经青海进入中国内地往重庆的路上，一路风尘，临近傍晚在Rimu平原（不太了解这个地理知识，谁能告知是哪个平原？应当属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管辖）边上找到一个商队旅社，得以落脚。旅社是政府出资修建以帮助旅人的休息站。得知杜伦他们从美国来，管理员热情款待他们，并且拒绝要他们的钱。日记最后写道：这是我从Jyekundo（玉树）出发以来受到的对待不仅仅是尊敬，更是最感人的待客之情。毫无疑问，这种真诚是在中国最边远地区的人民对我们国家的人民和士兵表达的感激和友好。

翻拍自Fronties，1980年第7期，复印件，第41页

张爱萍：爱江山也爱美人

Sat, 09 January 2010 12:29:07 +0800

在枪林弹雨中，张爱萍左肩挎着左轮枪，右肩背着照相机；左兜装着照片，右兜揣着遗书。他们的浪漫已经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们的浪漫饱含着对生活的真诚。

今天是张爱萍将军百年诞辰，以此纪念这位侠骨军人和柔情摄影师。

真诚的魅力

张爱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上将，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摄影师。他在摄影方面的才华几乎被他的卓越战功和曾任国防部长的显赫身份所湮没。他的几百幅纪录新四军的摄影作品不但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也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

李又兰于苏北阜宁县陈集镇汪朱集村华东局党校（1942）张爱萍摄影

我去年偶然得到《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竟读得通宵达旦。此书的作者是张爱萍的次子张胜，作者通过与父亲长达8年的对话，自己的亲历，相关人士的回忆和大量的史料，生动地记录和展现了张爱萍将军的戎马生涯。张爱萍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谋略，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出生入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今年初当我亲眼看到逾千幅张爱萍夫妇亲手拍摄和洗印的原始照片，我又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冲击。

李又兰于苏北阜宁县陈集镇汪朱集村华东局党校麦地（1942）张爱萍摄影

张爱萍在硝烟中为自己恋人和夫人，同时也是新四军战士的李又兰拍摄的照片，更是别具一格，组成了一部硝烟中的"写真集"。在当下中国的流行语言中，"写真集"已经成了美人照、明星照和艳照的代名词。而这部"写真集"却绝尘而出--它的女主角是一位出身大家闺秀的新四军女战士。这些照片没有浓妆艳抹的雕饰，一朵插在发际的野花显得十分优雅；没有珠光宝气的奢华，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难掩气质的高贵；没有金碧辉煌的殿堂，斑驳龟裂的泥墙更增浪漫情调。张爱萍在新婚之夜写的《诉衷情》，不但记录了这对眷侣的 "身披彩霞跨轻鞍，快马再扬鞭。人约黄昏时后，绿水小河湾" 的愉悦心情，而且有"天轮镜，柳梢颠，照寸丹。战场结伴，相见恨晚，同难同甘"的指天为誓，拜地为盟的豪情。图如其诗，影如其心，这些照片中处处流露着摄影师毫无矫揉造作的艺术真诚。

李又兰于新四军四师师部淮北半城杜巷（1944）张爱萍摄影

战争中的浪漫是真正的浪漫，但令人却步的是它的代价。1941年初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伤亡数千人。张爱萍是在"皖南事变"之后的最艰难时期奉命到新四军的。张到新四军后，身处日本军队，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和土匪武装的包夹之中。在这种险恶的战争环境中，生存是第一位的，温饱是第二位的，浪漫是奢侈品。在枪林弹雨中，张爱萍左肩挎着左轮枪，右肩背着照相机；左兜装着照片，右兜揣着遗书。他们的浪漫已经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们的浪漫饱含着对生活的真诚。

李又兰于新四军四师师部淮北半城杜巷（1944）张爱萍摄影

李又兰在反扫荡期间与许多军属均到乡间隐蔽。她在旅途中历尽艰辛，九死一生，此时又重新回到部队，回到张爱萍身边。

张爱萍夫妇在相恋初期就遇到了巨大压力。李又兰的前夫牺牲前曾是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她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和在那个时代为亡夫守节的迂腐观念，使得张李的恋爱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高层的强大压力。这对不惜将生命献给祖国的战士，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爱的权利，照片即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从今天保存下来的照片中不难看到在重压下的他们依然是那么青春，那么阳光，那么风姿绰约，充满了希冀。他们在战争中曾经天各一方，李又兰把他们的4张照片缝在棉袄里，带着它们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在数月的漂泊中九死一生；张爱萍在敌伪扫荡的重围中，将李又兰的肖像挂在一簇野花上拍摄了《幽兰•又兰》的作品，以此来寄托自己的担忧和思念。当张爱萍到苏联养伤时，他将自己和爱人的照片贴到一张李又兰在河边戏水的照片上，缝带在身上。照片记录了他们对爱的真诚。

又兰于苏北阜宁县陈集镇汪朱集村华东局党校，蹲在小河旁戏水（1942）张爱萍摄影

图中左上角和右下角的照片是张爱萍亲手缝上去的。张爱萍40年代末到苏联疗伤期间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这些微微泛黄的照片，大多数都是张爱萍夫妇亲手洗印的。没有相机，从侵略者手中缴获；没有胶卷和洗印材料，托地下交通到敌占区去购买；没有电，就把窗户用被子挡起来，利用自然光曝光；没有自来水，就用井水。这些照片曾穿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曾上过马背下过渡船；它们不但经受过战火硝烟的洗礼，也经历了文革中造反派的抄家。它们的诞生是一个奇迹，它们留存更是一个奇迹。

张爱萍李又兰自拍于新四军四师师部淮北半城杜巷（1944）

这些照片不但见证了一个红色将军的侠骨柔肠，而且浸润着作者对艺术的真诚，对生活的真诚，对爱的真诚。真诚是这些作品的魅力之所在。

李又兰于苏北反扫荡前分散打埋伏前（1942）张爱萍摄影

《中国摄影》2001年第一期对张爱萍将军作品有更多介绍

风雨十年——回忆与沙飞同志共同战斗的日子（11-2)

Wed, 06 January 2010 09:03:24 +0800

“你们应一边办摄影训练班，大批培养摄影员，准备反攻力量；我们去冬曾有电示，你们可以单独办，而我们这里则培养冀中、冀察、冀晋的摄影员，每团或支队、区队都必须有一个。”

在这段时间里，罗光达等同志已在冀热辽地区初步展开了工作，原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李荒副部长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6月10日，沙飞写信给罗光达，谈及筹建冀热辽画报社等问题。信写好之后，沙飞请我过目，并要我签字联名发出。由于战争年代的资料极为宝贵，保存不多，现全文附后：

沙飞石少华给罗光达的亲笔信(1944年6月10日）

光达同志：亲爱的战友!

握别一年了，祝你健康和胜利!2月底接到你1月14日的来信及关于新闻摄影研究的稿子，当时曾有两信给你，后来天辉同志走时也带了一个短信，谅已收到了吧?

抱歉的是关于研究摄影的参考材料一直到今天还没写出来，致使受到损失。这一点我已反省到了，并决心在最近写出一些东西来提供大家参考。

最近接到来电。我们同意你们改为独立的冀热辽画报社，已回电了。今后仍继续互相援助，无论在稿件上或器材人员上我们都可以给你们尽力帮助的。现寄上画报8期3本，月刊20份，放大照片一份，参考材料一份，重庆联合画报一份，请查收，并希望提批评意见。

关于技术人员待遇问题，此间分局正统一规定重工业最高90斤、轻工业80斤小米。这是除了每月粮票、菜金以外的，望注意加强对技术工人的政治教育和团结工作。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照顾也是需要的。你们应一边办摄影训练班，大批培养摄影员，准备反攻力量；我们去冬曾有电示，你们可以单独办，而我们这里则培养冀中、冀察、冀晋的摄影员，每团或支队、区队都必须有一个。办时首先着重政治教育、军事、文化，但技术上尤为重要。距离准确，曝光、暗室工作，都必须认真刻苦地每天练习、检查，发动大家监督测验教学。可采取群众路线去探讨，以免将来下去工作收不到成绩，使工作受损失。摄影器材宜大批购买，妥密保存胶卷尤为重要。东京炸后，胶卷供给将成大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切不可放松丝毫。

其次，从城市吸收暗室、制版、印刷的技术工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器材比较好买．但应派出可靠而得力的人与平王(注：即北平的王秉中同志)联系。据说曾去一老太婆，既无钱又无胆量，使工作受损．这是不对的。

去年博芳同志提出的制版药方滤清沉淀物很好用，我们已不用温度计了。博芳同志在途中没到冀东。初期因环境艰苦紧张，及领导上照顾有些不周到之处提出辞职，闹意见，消极，这都是不对的。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可以考验一个人对工作的忠诚程度。关于这问题你应把具体情况报告政治部，一方面加强思想领导，改造他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技术工人的照顾予以更多地注意。耐心的教育是必要的。

你们如情况紧张可采用地下室工作方法，地道战是必需的，应学习冀中斗争经验。

吕红英在此住一时期，三天前才回画报社去。兹将孩子与母亲底片交好。

望经常来信，不多谈了。致

布礼

沙飞、石少华

10／6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