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堂

家父石少华并未能如愿写完此篇文章，他带着永远的遗憾而停笔。

这不仅仅是他的遗憾。他在文章的开头写到："今天我凭借这支笨拙的笔写出历史的本来，写出我们共同承受或分享过的失败与成功、痛苦与欢乐。这并不仅仅是寄托个人的思念，也是为了把历史的真实留给后人。"

我真希望时光能够倒流，我愿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听他讲完所有的故事......

我和两位武工队员正行走在铁路上，恰遇到一列火车开来，躲是躲不及了，我们干脆若无其事地站在铁路边。没想到那竟是一列满载着日军的军车。陪同我的武工队员机警地向车上的日本人招了招手，日本兵也傻乎乎地冲着下面招手。他们当然想不到堂而皇之地"迎接"他们的会是几个八路军。我趁这难得的机会，迅速拍下了两张照片。

杜伦见到那一叠清晰的显示出跑道、停机坪、指挥塔和零式战斗机的照片，简直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诙谐地说："我真后悔没有要求你们把日本驻保定空军司令官的照片也拍摄下来，如果当初我提出来，看来你们也一定能办到的。"

吃过晚饭，我们又回到马车上，在武工队的护卫下向平汉铁路进发。杜伦眼看着马车走上敌人岗楼前的吊桥，不由有些紧张。我握住他的手，让马振武同志告诉他说：我们的武工队是说话算数的，他完全可以放心。马车紧贴着岗楼摇摇晃晃地走了过去，岗楼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只能听见马蹄声和车轮辗在雪地上的声音。

杜伦研究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杜伦是抗日战争时期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成员，同时也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成员。他是是一个亲眼见证了冀中的地道战，并被八路军和老百姓以生命为代价救助过的美国人。他返回美军观察组半年之后自杀了。他这一时期的文字资料和日记似乎消失了踪迹，他在晋察冀的所见所闻甚至不为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美国学者所知。他的死因似乎隐藏着不愿为外人所知的秘密。

他的家人，美国官方对他的真正死因至今仍讳莫如深。因而，杜伦研究变得更加神秘而艰难。

在枪林弹雨中，张爱萍左肩挎着左轮枪，右肩背着照相机；左兜装着照片，右兜揣着遗书。他们的浪漫已经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们的浪漫饱含着对生活的真诚。

今天是张爱萍将军百年诞辰，以此纪念这位侠骨军人和柔情摄影师。

沙飞的脚伤虽然已恢复，仍不能走远路，另外我对冀中的情况也相对熟悉一些，所以沙飞提出让我到冀中走一趟。晋察冀画报社的工作繁多，我去了冀中，沙飞的负担当然就更重了。我担心他吃不消。但又知道他本来就是闲不住的人，要让他只休息不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这样，沙飞向潘自力同志汇报了这一安排。当天晚上接到潘部长的电话，说是军区已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但是要求我尽早返回，在冀中停留的时间最好不超出一个月。

正吃着饭，赵银德满脸委曲地走了进来。沙飞问道：“你这小家伙又怎么了?”

“还怎么了呢?”赵银德说。

“他们非要问你和王辉同志在路上都谈了些什么?”

“那你怎么说?”

“我离你们那么远，一句也没听见啊!”

赵银德那副憨厚的样子，逗得满屋子的人哈哈大笑。

沙飞默默地点点头。随手拿过一张纸，习惯地写下"秀荔"两个字。但是他很快又把这两个字划掉了，略微思索了一下重新写出这样几行字："王辉：我真心实意地欢迎你和孩子到晋察冀来，诚挚地等候你们。沙飞"

当我重新回到房间来的时候，沙飞正颇有点神秘地交给师容之一封信，师容之微笑着说："放心吧，不管多么难，我也会尽力而为的。"说完还冲我挤了挤眼睛。我没有多问，但是分明已经感觉到，那封信一定是沙飞转给爱人的。我不禁暗暗为他感到高兴。

这样，反扫荡以后的第一张画刊、画报终于在敌人撤走不久就问世了。画报通过各种渠道发行到延安、重庆、昆明和海外，同时也秘密地送进了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和上海等敌占区，在各个解放区当然流传得更为广泛。这期画刊、画报的迅速发行，使敌人的种种宣传不攻自破，引起国内外的很大反响。

由于裴植的分队和李志书的分队很快就能来会合，所以我们准备把追悼会安排在画报和画刊开印之前，以此寄托同志们的哀思，并对反扫荡工作做一次全面总结。